立陶宛总统向总理发出最后通牒 根据立陶宛媒体报道，总统顾问弗雷德里卡斯・扬索纳斯宣布，瑙塞达已给予帕卢茨卡斯两周时间，要求其对公众关切的问题做出合理解释，否则需“原则上考虑继续担任总理的可能性”。 立陶宛是议会制共和国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，虽不直接掌握行政权，但拥有任命总理、解散议会等宪法权力。瑙塞达自2019年当选总统以来，与多任总理的关系始终微妙。 此次冲突的导火索，可追溯至帕卢茨卡斯领导的内阁近期面临的多重危机。据调查，总理名下公司Garnis曾获得国家发展银行ILTE的20万欧元优惠贷款，资金流向却通过采购环节转入其持股51%的另一家公司Emus，形成利益输送的嫌疑。 这一操作虽未被直接证实违法，却引发公众对权力寻租的强烈质疑。民调显示，立陶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2025年6月已降至41%，较前一个月下降10个百分点，总理个人支持率也下滑7个百分点。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。2024年议会选举后，社会民主党、内穆纳斯黎明党和“为了立陶宛”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。但内穆纳斯黎明党在涉俄制裁、能源独立等关键议题上多次与总统和总理立场相左。 例如，该党部分议员在2025年3月投票反对延长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，理由是邻国波兰未同步执行类似措施，导致立陶宛企业承受额外经济损失。 这种分歧被总统瑙塞达定性为“第五纵队”迹象，认为部分议员可能受外部势力影响，危害国家安全。总理帕卢茨卡斯则反驳称，议会本应容纳不同声音，将政治分歧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是“前所未有的错误”。 总统与总理的矛盾还体现在外交政策的话语权争夺上。立陶宛因2021年允许台湾设立“代表处”导致中立外交关系降级后，瑙塞达曾多次公开表示愿修复对华关系，甚至提议将台湾代表处更名以缓解中方压力。 但帕卢茨卡斯在2025年1月上任后，先是宣称“寻求恢复与中国全面外交关系”，随后又在7月与菲律宾的联合声明中将中国定位为“系统性威胁”，态度反复无常。 这种摇摆不仅让立陶宛在国际舞台上陷入被动，也加剧了总统对其外交决策能力的不信任。据立陶宛外交部内部消息，中方已明确表示，在立陶宛未就涉台问题做出实质性纠正前，不考虑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。 此次最后通牒的法律依据源于立陶宛宪法赋予总统的人事权。根据宪法，总统在议会批准后可任命或罢免总理，但需给出“合理理由”。瑙塞达的策略显然是通过舆论施压，迫使总理主动辞职，以避免直接动用罢免权可能引发的宪政危机。 若帕卢茨卡斯拒绝辞职，总统可能在两周后启动罢免程序，届时需议会三分之二多数支持，而当前执政联盟在141个议席中仅占85席，能否达成罢免条件存在变数。 事件的发展还受到国际因素的牵制。立陶宛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，其政治稳定直接影响西方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布局。美国驻立陶宛大使已公开表示“关注局势发展”，强调“稳定的政府对维护地区安全至关重要”。 与此同时，俄罗斯对立陶宛国内政治动荡保持密切关注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暗示，立陶宛的政治危机是“西方民主模式失效的典型案例”。 对总理帕卢茨卡斯而言，如何在两周内化解危机是巨大挑战。他需同时应对三重压力：一是公众对其商业行为的质疑，需通过独立调查自证清白；二是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，需协调内穆纳斯黎明党等盟友的立场；三是总统的政治攻势，需在宪法框架内寻找妥协空间。 有分析认为，帕卢茨卡斯可能采取的策略包括改组内阁、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以转移公众注意力，或主动提出提前议会选举以重塑政治合法性。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此次事件暴露了立陶宛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缺陷。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划分模糊，导致府院矛盾常态化；执政联盟的脆弱性使得政策连贯性难以保障；公众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流失则加剧了社会分裂。 若危机持续发酵，立陶宛可能面临自2021年涉台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，其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、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，以及国家安全态势都将受到深远影响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立陶宛的政治生态并非孤立现象。近年来，中东欧国家普遍出现民粹主义崛起、传统政党衰落的趋势，政治极化与权力博弈加剧。 立陶宛的案例表明，在全球化与地缘竞争交织的背景下，小国的政治稳定不仅取决于内部治理能力，也与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。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与融入西方体系之间找到平衡，将是立陶宛未来长期面临的课题。